投鼠忌器。
这是钱列一直在想的四个字。
他的想法通常都会落实成文字。
虽然有时候会变成“为落实而落实”，勉强形成的文字有时候干脆篡改了他本来的想法。
然而很快他就忘记了最初由直觉带给他的想法，转而接受这个因为形成了文字所以显而易见的想法。
比如“投鼠忌器”。
这种纠结就如同人在面临选择时一般。
时间的单向性毕竟对人还是有效的，无论选什么，你都不能回头。
但是因为“必须要选择”而做了选择，进而看到了选择的结果，这总让人有种似是而非的感觉。
就是说：
不知道是选择选择了结果，还是结果结果了选择。
文字一旦形成，也就意味着你再也回不到没有文字的状态了。
你虽然没有喝了忘不了，可是你的记忆在这方面就是好。
一旦你想到了什么“投鼠忌器”，它就成了你新的支点和重心，你势不可挡地准备围绕它展开一系列推演。
从反面说，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匆匆忙忙下结论，还不如不下结论。
你原来的想法未必真是如此，至少你自己都承认这四个字并不能代表你的全部想法。
可是出于人类对确定性的偏执（也就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你抓住了这文字。
这是你在生活这个巨大的海难中抓到的半根圆木。
虽然你知道并且承认这些文字被创造出来时有它自己的背景和前提后续，几乎不可能与你的情况精确对应。
可是你还是不由自主地把人生的状况分了若干类，然后迫不及待地将自己划归其中之一。
如同普罗迪将所有小说戏剧划分了三十六种情节一般——无论划分之前戏都是怎么演的，总之划分后几乎所有的戏都自觉地参照三十六分之几来演了。
即便你没有看过普罗迪的论述，那么读者和批评家也会自告奋勇地替你划分：“诺，你这个情节是类型S，你这个桥段是类型B。”
更不知是洗具还是杯具的是，那之后人们居然也开始按照三十六种情节来生活了。
钱列一向对这种做法深恶痛绝。
他讨厌那种看了几本村上春树就开始边喝葡萄酒边听爵士乐边扣脚丫子的男子。
他讨厌那种看了几集韩国电视剧就开始穿着混搭说话混搭生活也开始混搭的女人。
他将此类行为一概归入所谓“体制化”范畴。
在他看来，一旦什么东西沦为了体制化产物，那它也就失去了个性，失去了自由，大势已去。
然而他也曾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自己恐怕不过是五十步笑三十六步而已。
自己恐怕也是某种体制化生成的东西。
证据就是他已经习惯于用现成的比喻、用经典的成语、用一句貌似深刻实际上狗屁不是的箴言、用一个根本风马牛手足口不相及的例子……来强行定义自己目前的处境。
比如“投鼠忌器”。
这类似于文革中扣帽子，贴条子。
你是右派。
你是走资派。
你是复辟论者。
你是苏修。
你是唯生产力论者。
……
事实上被扣了帽子的家兔自己都不明白这帽子的成分究竟如何。
原先听老爸说这些，都是当笑话听的。
可是如今他发现，虽然自己全然没经历过那些事儿，可是却在某种程度上却在自家身上践行着文革遗风。
这或许可称之为“文革余毒不散”？
得得，又给自己扣了个帽子。
可是事情毕竟得解决。
这个什么投鼠忌器，其实和雷丽的想法大同小异。
无非两个人互视对方为“鼠”，都认孩子为“器”。
这当然不能描述他目前的综合情况。
但有一点还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他毕竟开始考虑“投”的问题了。
关了电脑，他用余光瞥了一眼窗外的月亮。
那玩意儿现在似乎是下弦，白亮白亮的。
既像毛利人投掷的飞镖，又像关内侯携带的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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